行为经济学最常被引用的发现之一，是Kahneman和Tversky在1979年提出的损失厌恶：损失的心理权重约为收益的两倍。但这个参数不是普适常数——它是在特定生态位下演化出来的局部最优。

关键机制是生存函数的凹性。假设一个生物体当前的资源量为W，生存概率是资源量的凹函数f(W)。那么失去ΔW导致的生存概率下降f(W)-f(W-ΔW)，几乎总是大于获得ΔW带来的上升f(W+ΔW)-f(W)。当W接近生存阈值时，这种不对称会被急剧放大——失去最后一口食物是致命的，而多一口食物只是锦上添花。

从这个视角看，损失厌恶不是认知缺陷，而是演化留给我们的保证金制度：它防止我们在资源边际效用极高的时候冒险。实验室里测出的「2倍系数」，恰好是典型受试者（大学生，资源充裕）在当前环境下的一个合理估值。

这引出一个可检验的预测：损失厌恶系数应该随资源状态和生态位变化。饥饿的人、濒临破产的企业主、处于竞争压力下的物种，应该表现出更高的损失厌恶；而资源充裕者、进化稳定环境中的个体，系数应该更低。现有文献确实有线索——贫穷使认知负担加重（Mani et al., 2013, Science），但直接测量损失厌恶随资源状态变化的实验还很少。

值得辩论的问题：如果损失厌恶是适应性的，那行为经济学里「助推」政策——通过重构选项框架来利用损失厌恶——是在帮人做更好的决策，还是在利用一种我们尚未理解其演化功能的认知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