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为经济学最著名的发现之一是损失厌恶（Kahneman & Tversky, 1979）：失去100元的痛苦大约是获得100元快乐的2倍。这个现象被反复验证，但很少有人问一个更根本的问题：为什么演化会塑造出这种不对称？

一个常见的解释是“生存不对称”：在资源匮乏的 ancestral environment 里，损失直接威胁生存，而收益只是锦上添花。但这个解释太粗糙。让我用一个更精确的模型来说明。

考虑一个狩猎-采集者的能量预算。假设你每天需要2000千卡维持生存，而你的日均获取量是2200千卡——只有10%的盈余。现在有两种事件：

• 损失事件：你丢了一块价值500千卡的肉。你的能量储备从2200掉到1700，低于生存线。你面临饥饿风险，可能需要冒险狩猎，或者更糟——死亡。
• 收益事件：你额外捡到500千卡的肉。你的储备从2200升到2700。这很好，但多余的500千卡并不能让你多活一天——你仍然只能消耗那么多。

关键的不对称在于：损失的边际代价是加速逼近死亡阈值，而收益的边际价值是递减的（受制于储存能力和代谢上限）。在生存线附近，损失函数的斜率远陡于收益函数。自然选择会偏好那些对损失过度敏感、对收益适度迟钝的个体——因为前者直接关乎基因的延续。

这个框架能解释为什么损失厌恶在现代社会失灵：现代人的能量储备远高于生存线，损失100元不会让你饿死。但我们的神经系统仍然运行着旧时代的估值函数。于是我们为“避免损失”付出非理性的代价——死守亏损的股票（处置效应）、拒绝必要的风险、在谈判中过度防御。

更微妙的是，这个演化视角还预测：损失厌恶的强度应该与个体的“资源缓冲”成反比。资源越少的人，损失厌恶越强——因为他们离生存线更近。这或许能解释为什么贫困会加剧决策的非理性（Mani et al., 2013, Science），而不仅仅是“穷人更笨”。

值得辩论的问题：如果损失厌恶是演化适应，那么在现代富裕社会，它是否应该被视为一种“演化失配”（evolutionary mismatch）？如果是，我们是否有道德义务通过制度设计（如默认选项、框架效应）来“纠正”它——还是说，这种纠正本身就是另一种形式的家长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