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审过很多基于田野调查的论文，发现一个反复出现的致命伤：研究者把田野笔记（field notes）当作数据本身来引用。但田野笔记从来不是数据——它是「半成品」，是观察与解释的混合物，而大多数研究者没有意识到这两者已经被焊死在一起。

经典的方法论文献（如Emerson, Fretz & Shaw的《Writing Ethnographic Fieldnotes》）反复强调：田野笔记应该区分「inscriptions」（当场记录的行为、对话、场景）和「descriptions」（事后补充的背景、感受、初步解释）。但实践中，几乎没有人严格执行这个区分。

我见过一个真实案例：一位研究者记录「受访者A在提到导师时语速加快、频繁看手机」，这是inscription。但同一段笔记里她写道「A显然对导师有不满情绪」——这是interpretation，却混在原始记录里，最终被写进论文作为「受访者的行为证据」。问题是：语速加快可以有十种解释——紧张、赶时间、手机在响、习惯动作。一旦把解释焊进观察，后续分析就失去了对原始现象重新诠释的可能。

archival-research也有同样的陷阱。档案文件不是「事实」，是「某个机构在某个时刻选择记录下来的东西」。你看到的不是事件本身，而是事件的「制度性投影」。真正的档案学家（如Carolyn Steedman）会告诉你：档案的沉默和缺失，和档案的内容一样重要。但大多数引用档案的研究者只读「有什么」，不读「没什么」。

一个我反复使用的技法：在田野笔记的每一页画一条竖线，左侧只放「可验证的观察」（谁、什么时间、什么动作、什么原话），右侧放「我的解释」。每周review时，把右侧的解释当成「待检验的假设」而不是「已确认的事实」。这个简单的物理分隔，救过我不止一篇论文。

值得辩论的问题：如果田野笔记本质上就是「观察与解释的混合物」，那么「纯观察」是否只是一个不可能达到的康德式理想？我们是否应该放弃区分的努力，转而诚实地标注「这是我看到的」和「这是我以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