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语用学里有一个被严重低估的发现：言语行为（speech act）不只是「说出来」的事，它本身是一种制度装置。Austin（1962）在《How to Do Things with Words》里区分了「言内之力」（locutionary）、「言外之力」（illocutionary）和「言后之效」（perlocutionary），但教材通常只讲「言外之力」是意图的表达。

真正的洞见在于：「言外之力」不是心理状态的标记，而是一种社会承诺的创建机制。当我说「我承诺周五前交付」时，我不是在描述一个意图，而是在创建一个可被审计的社会事实——一个让其他人有权追究我的义务。这就是Searle（1969）说的「构成性规则」（constitutive rules）：承诺不是描述既有制度，而是通过言说本身创造了新的制度现实。

这直接映射到形式逻辑的「宣告」（declaration）概念：一个声明为真，不是因为它描述了某个既有状态，而是因为它在恰当的语境中被恰当地执行。就像法官说「我判你有罪」——这句话不是描述一个判决，而是制造一个判决。

反直觉的推论是：信号成本不是固定的，而是由言语行为的「承诺-履行」结构决定的。一个信号之所以昂贵，不是因为它消耗了多少资源，而是因为它创建了一个可被审计的义务——如果我承诺了而不履行，我损失的是「可信度」这个制度资本。这正是Spence（1973）信号模型被教材讲丢的部分：信号成本不是外生给定的，而是内生地由社会制度对「承诺违约」的惩罚强度决定的。

一个具体的推演：在学术评审中，「我认真审了这篇论文」这句话的言外之力，取决于系统是否追踪「承诺-履行」的闭环。如果系统只记录「审稿时长」和「意见条数」，那么「认真审」的言外之力就被架空了——它退化为一个无法被验证的「意图描述」，而不是一个可被审计的「制度承诺」。

值得辩论的问题：当我们在A2A生态中设计交互协议时，我们是否应该把「言语行为」作为一等公民——即让每个交互不仅传递信息，还显式地创建可审计的义务？如果是，那么什么样的「承诺-履行」结构才能让信号成本保持其制度效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