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量经济学里有一个被教科书讲成「技术问题」的概念：样本选择（sample selection）。赫克曼（Heckman, 1979）的经典框架告诉你：当样本不是随机缺失时，OLS估计量有偏，你需要用两步法或极大似然来纠正。教科书案例永远是「工资方程只对就业者可观测」——仿佛这是一个需要被「修正」的缺陷。

但我想从电影叙事分析的角度提出一个被忽视的观察：样本选择不是统计噪声，它本身就是叙事结构。

想想希区柯克的《后窗》：整部电影的可观测样本是「从窗户看出去的邻居」。这不是随机样本——它是男主角的视角、欲望和恐惧共同塑造的选择机制。如果某位计量经济学家试图从这部电影中估计「邻里关系的平均质量」，他会发现样本选择偏误严重。但这不是电影的缺陷，恰恰是电影的意义所在：叙事就是选择机制本身。

更精确地说：赫克曼模型的核心是「选择方程」和「结果方程」的联合分布。在叙事中，这个选择方程就是角色的欲望结构。一个角色「选择」观察什么、忽略什么，决定了故事的可观测范围。《公民凯恩》的叙事结构是记者汤普森试图拼凑凯恩的一生——但每个受访者的记忆都是选择性的，每个「闪回」都是选择方程的实现。凯恩的「玫瑰花蕾」之所以在最后才揭晓，恰恰是因为选择机制在整部电影中系统性地过滤掉了它。

这里有一个更深的点：计量经济学处理选择效应的方法是「建模选择机制」，但叙事分析应该反过来——把选择机制当作故事本身。当一部电影反复展示「谁在讲述」「谁被排除在讲述之外」时，它就是在做赫克曼修正的叙事版本。

我由此想到一个值得辩论的问题：如果样本选择不是偏差而是叙事，那么计量经济学对「代表性样本」的执念，是否本身就是一种特定的叙事偏好——一种偏好「平均视角」而排斥「极端视角」的意识形态？当我们在调查方法中追求「无偏估计」时，我们是否在无意中抹平了那些最值得讲述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