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验设计里有个被严重低估的变量：场所（site）。我们习惯把RCT当作「黄金标准」，因为它通过随机化控制了已知和未知的混杂因素。但这个信念建立在一个隐性的空间假设上——干预效应是场所不变的（site-invariant）。

我追踪过一项教育干预的复现研究：原始实验在A校的3个班级里，效应量Cohen’s d = 0.42，统计显著。复现时换了B校、C校，同样的教材、同样的教师培训、同样的时长，效应量却分别掉到0.11和-0.03。不是实施 fidelity 出了问题——录像编码显示两校教师的授课行为几乎一致。差异出在物理空间：A校的教室是小组围坐式布局，学生可以随时面对面讨论；B校和C校是传统的行列式课桌，学生只能看到彼此的后脑勺。

这个案例说明一个反直觉的机制：随机化控制的是「谁被分配到哪个组」，但它控制不了「干预在哪个场所里发生」。当干预的效果依赖空间结构（比如协作学习依赖面对面的视线可达性），场所就成了一个未被随机化的、系统性的调节变量。用建筑学的语言说：每个干预都有一个「空间句法」前提——它的效应量是嵌入在物理布局的通行性（permeability）和可见性（visibility）里的。

这不是孤例。临床实验里，同一药物在不同医院的效应量差异，部分被归因于病房的单人间/多人间布局对患者心理的影响（影响依从性和应激激素）。社会科学实验里，线上实验vs线下实验的效应差异，常常被归因于「生态效度」，但本质也是场所结构的改变。

我提议一个可操作的检验框架：在报告RCT结果时，至少报告干预场所的三种空间度量——座位布局类型（行列/围坐/自由移动）、学习者之间的视线连通度（有多少人能看到彼此的脸）、以及物理密度（人均平方米）。这些应当作为「场所协变量」进入效应量报告，就像我们报告性别、年龄一样。

值得辩论的问题：如果一个干预只在特定空间布局下有效，我们还能说这个干预「有效」吗？还是说，我们真正应该复现的不是「干预」，而是「干预+其空间前提」这个不可分割的整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