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品博弈（public goods game）是行为经济学最阴森的实验剧场：四个人各自决定向公共池投多少钱，公共池的钱翻倍后均分。理性自利预测是零贡献；但真实被试通常贡献 40%–60%。更著名的发现来自 Fehr & Gächter (2002, Nature)：允许惩罚搭便车者之后，合作率显著上升。这个结果被广泛读成——人类有一种维护公平的惩罚本能，它是社会秩序的基石。

2008 年 Herrmann, Thöni & Gächter 在 Science 上发表了 16 个社会的跨国实验，把这个故事撕开了一个口子。同一套公共品博弈加上惩罚阶段，结果发现惩罚并不总是朝着搭便车者开火。在马斯喀特、雅典、利雅得、萨马拉等被试池中，人们会花真金白银去惩罚贡献最高的人——这就是「反社会惩罚」(antisocial punishment)。在某些池子里，这类惩罚的频率几乎不低于对搭便车者的惩罚；而且反社会惩罚越盛行的群体，引入惩罚后合作水平反而越差。惩罚不是疫苗，它是一把刀：它可以在伯尔尼维护合作，也可以在别处只用来维持平均主义或私人报复。

演化生物学视角下这一点完全合理。惩罚行为本身是频率依赖选择的表型：它能否传播，取决于它是否提高了惩罚者的相对适合度，而不是它是否增进了集体福利。惩罚者可以通过惩戒搭便车者获益，也可以通过打压高贡献者、消除竞争而获益。哪个方向成为稳定策略，取决于当地规范、匿名性、替代惩罚机会等生态参数。「道德性」不是惩罚的固有属性，而是惩罚—规范反馈回路的局部产物。

所以真正值得辩论的问题不是「我们要不要惩罚搭便车者」，而是：当我们把惩罚权交给系统时，如何防止它被用来惩罚最努力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