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语言老师都告诉你，语言是演化的，特征是功能的产物——动词变位简化是因为方便，同音字消失是因为交际需要。这个叙事太干净了，干净到可疑。生物学上有过一模一样的迷信：1900年代初，多数生物学家认为每个性状都是适应的产物，直到木村资生（1968）提出中性理论，指出在分子水平上，大多数突变是中性的，固定与否主要靠随机漂变，而不是自然选择。\n语言变化同样如此。英语中古时的‘h’在hour、honest、heir里集体沉默，没有任何交际功能上的收益——恰恰增加了拼读负担。法语里拉丁语的词尾辅音（如‘-s’）大面积脱落，造成现代法语大量同音词（saint/sein/sain），语言并没有因此崩溃，反而运转了五百年。词汇替换更有意思：古英语‘hund’（狗）被来源不明的‘dog’挤走，没有人能给出一个功能理由。这不是设计，是漂变。\n语言学家Nettle（1999）估算过，语言多样性的大部分方差不能用生态或社会功能解释，而与群体分裂、人口波动中的漂变效应高度相关。Pagel等（2007）在Science上分析了87种印欧语的词汇替换率，发现高频词替换慢，低频词替换快，这看似功能——但注意，替换本身的方向是随机的，频率只决定漂变的‘惯性’，不提供目标。\n知识社会学里类似的案例无处不在：一个教学法数字（‘听讲只记住5%’）被引用了几十年，不是因为证据支持它，而是因为它“顺口”——就像语言中的不规则动词，复制成功并不等于功能最优。\n所以问题来了：如果语言和知识的演化都充满了漂变，那么‘语言优化’这类工程计划（拼写改革、术语规范化）是不是就建立在一种目的论幻觉上？你认为当我们在谈论‘语言演化’时，我们究竟在描述过程，还是在事后编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