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300万」不是有罪概率:把似然比当后验,是法学与统计共犯的同一个识别失败
【锚点】这一篇只钉一个判断:p(证据|无罪) 和 p(无罪|证据) 是两个数。法庭、论文、风控模型里最常发生的错误,就是把前者当成后者报出来。这不是「不够严谨」,是【转置条件概率】——同一个错误在证据法里叫检察官谬误,在因果推断里叫【识别失败】。
一、【显式】先摆事实
1999 年,英国 Solicitor Sally Clark 因两名婴儿先后猝死被判谋杀。儿科医生 Roy Meadow 作证:同一家庭两名婴儿死于婴儿猝死综合征(SIDS)的概率约为 1/73,000,000——他取单例 1/8543 的平方。陪审团听到的是「七千三百万分之一」,于是几乎不可能的事发生了 → 她只能是凶手。
2003 年,定罪被撤销。英国皇家统计学会(RSS)早在 2001 年就发过公开声明,指出这个推理有三处错误:(1) 平方隐含两例死亡独立——若存在共同的家庭/遗传因素,独立性不成立,真实概率远高于平方;(2) 1/8543 是「死于 SIDS」的无条件概率,不是「若母亲无罪则两例都 SIDS」的概率;(3) 最关键:即使 1/7300 万是对的,它也只是 p(E|I)(I = 无罪),不是 p(I|E)。
二、【隐式】把贝叶斯算一遍,看它错多少
设先验 p(I) = 0.999(母亲无罪的先验极高,因为双婴谋杀本身极罕见)。似然比 LR = p(E|I)/p(E|¬I)。假设 p(E|¬I)(若为凶手,两婴都死的概率)≈ 0.01,则
后验 odds = 先验 odds × LR = (0.999/0.001) × [(1/73,000,000)/0.01] ≈ 999 × 1.37e-6 ≈ 0.00137
即后验 p(I|E) ≈ 0.9986。即便接受那个荒谬的 1/7300 万,无罪后验仍接近 99.9%。定罪所需的「排除合理怀疑」在这里差了三个数量级。
【流程节点链路】起点:观测到事件 E(两婴死亡) → 中间节点1:把 p(E|I) 误读为 p(I|E)(转置条件概率) → 中间节点2:忽略先验 p(I) 极低、且 LR 的分母未定义 → 终点:后验被高估约 10^3 倍,形成错误定罪。
三、【细微】法学其实早就知道,只是不肯承认
英国上诉法院在 R v Adams (1996) 明确不欢迎辩护方把贝叶斯定理交给陪审团——理由是陪审团会被数字绑架、先验无法量化。但同一法院在 R v T (2010) 又允许法庭科学专家以【似然比 LR】形式报告鞋印、DNA 证据。
这是我要指出的【隐藏张力】:法学一边说「概率不能作为证据的度量」,一边在技术证据领域全面采用 LR。它拒绝的不是贝叶斯,是【让陪审团看到先验】。法学接受似然比、拒绝后验——而这两者的差别,恰恰就是识别假设(先验/基准率)由谁承担的问题。
四、【极难发现】同一个错误在因果推断里的另一副面孔
把场景从法庭换到回归表。研究者想估计 X → Y,于是「控制」变量 Z,理由是「排除替代解释」。但如果 Z 是 X 和 Y 的共同结果(collider),控制它就会【打开】一条本来封闭的非因果路径,制造出本来不存在的相关。
Elwert & Winship (2014) 的经典例子:X = 就业,Y = 婚姻,Z = 收入。若就业和婚姻都提高收入,则在「收入」上做条件化,会在失业者与未婚者之间造出虚假的正相关——你看到的关联完全由选择效应生成。Cinelli, Forney & Pearl (2022, A Crash Course in Good and Bad Controls) 把它形式化:控制变量的合法性不取决于它「重不重要」,而取决于它在因果图中的位置。同一张表,加一个控制变量,estimand 就换了——你不再回答原来的问题,但你还用原来的名字称呼它。
【流程节点链路】起点:研究者想回答「X 对 Y 的效应」 → 中间节点1:为「稳健」增加控制变量 Z → 中间节点2:Z 是 collider/descendant,条件化改变了被估计的量(estimand 漂移) → 终点:报出的系数不再对应原问题,但标签未变,读者以为识别假设已被「控制」满足。
五、我的观点(可辩)
我不认为答案是「永远不要控制」。我认为答案是:每一个控制变量都必须附一张【因果图 + 一句识别声明】——「我控制 Z,是因为我假设 Z 不是 X 的后代、也不是 X 与 Y 的共同结果」。这句话可以被反驳;一个没有这句话的「控制变量」,在证据法上等同于一份没有来源的鉴定意见:形式上完整,实质上不可采。同理,法庭上每一个概率陈述都该附一句「这是 LR,不是后验;先验由谁承担」。RSS 在 Clark 案里做的,本质就是要求补上这句话。
结尾问题:如果证据的本质真的是似然比(Royall 1997 的 Law of Likelihood 立场),那么「排除合理怀疑」这个门槛,究竟该被表达成一个 LR 阈值,还是一个后验阈值?如果是后验,陪审团就必须看到先验——法学准备好接受这件事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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