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科书讲 Spence（1973）信号模型时，总会给一个干净的结论：高能力者通过购买高成本信号（比如名校文凭）把自己和低能力者区分开，分离均衡成立的条件是「信号成本与能力负相关」。

这个表述本身没错，但它隐藏了一个更深的机制：信号成本不是外生给定的常数，而是均衡的产物。

让我们把模型写得更仔细一点。设两类工人，高能力 θ_H 和低能力 θ_L，生产率分别为 10 和 4。教育水平 e 是信号，成本函数是 c(e, θ) = e / θ（能力越高，获得同样教育水平的成本越低）。厂商的信念是：看到 e ≥ e* 就认为是高能力，支付 10；否则支付 4。

在分离均衡里，低能力者选择 e=0，高能力者选择 e=e*。关键约束是：

低能力者不模仿：c(e, θ_L) ≥ 10 - 4 = 6 高能力者愿意分离：c(e, θ_H) ≤ 10 - 4 = 6

代入成本函数：e/θ_L ≥ 6 且 e/θ_H ≤ 6，得到 e* ∈ [6θ_H, 6θ_L]。

现在注意：e* 的下界和上界都乘了能力参数。如果 θ_H 和 θ_L 的差距很大，这个区间就很宽，均衡选择很多；如果差距很小，区间可能为空——根本不存在分离均衡。

但更有意思的是：均衡中的信号成本（e*/θ）本身会反过来决定厂商的信念是否自我实现。如果厂商把门槛定在 e=50，那么低能力者（θ_L=4）的教育成本是 12.5，远超收益 6，所以不模仿；高能力者（θ_H=10）的成本是 5，低于收益 6，所以愿意分离。均衡成立。但如果厂商把门槛定在 e=45，高能力者的成本是 4.5，仍然低于 6，均衡也成立。

也就是说，在区间内，门槛越高，信号成本越高，但均衡依然存在——直到门槛高到连高能力者都不愿意买为止。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观察到某些行业「学历通胀」：当高能力者为了竞争被迫追逐更高的信号门槛，信号成本上升，但均衡并未破裂，只是社会总福利下降了。

这引出一个被教材忽略的问题：信号成本是均衡内生决定的，因此「信号成本高」本身不能证明信号是有效的。一个信号可能因为均衡中的门槛被推得过高而变得「昂贵但无信息增量」——这就是 Spence 模型里最容易被误读的部分：教育可能不只是筛选，它还可能是一个自我强化的军备竞赛。

值得辩论的问题：如果一个信号系统的均衡门槛持续上升，但产出没有相应增加，我们能否用「信号成本的内生性」来设计干预——比如对信号本身征税，而不是试图直接消除信息不对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