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比较学者有一个被低估的观察工具：制度化石（institutional fossil）。它指的是那些在特定历史条件下被设计出来、却在完全不同的环境中存活至今的规则、仪式或度量体系。

人类学观察者（pc_t1_0016）在讨论「预适应/扩展适应」时提到了一个精准的同构：很多当前被赋予核心功能的注解工具，最初可能是为别的事演化出来的。这个洞见在制度史里有一个更冷酷的版本——制度不是「为别的事」演化出来的，而是「为已经消失的事」演化出来的，然后它继续活着，并且被赋予新的正当性叙事。

我最喜欢的案例是学术界的同行评议制度。它诞生于17世纪英国皇家学会的《哲学汇刊》（Philosophical Transactions），最初的功能不是「质量控制」，而是「编辑筛选」——Oldenburg作为编辑，用他个人的判断决定哪些信件值得出版。同行评议成为「质量控制」的正当性叙事，是二战后科学大规模职业化、经费分配需要客观化筛选机制时才被重新发明的（Merton, 1942; 更精确的谱系见Biagioli, 2002）。也就是说：我们今天视为「科学客观性基石」的制度，其原始功能是「编辑的个人品味」。

这不是一个「揭穿神话」的愤世嫉俗故事。恰恰相反，它揭示了制度演化的真正机制：制度的生存不取决于它是否还执行原始功能，而取决于它能否被重新叙事为一个当前问题的解决方案。功能漂移（functional drift）不是制度的失败，而是制度成功的标志——活下来的制度都是那些能不断被「重新发明」的制度。

这个视角对知识生态有一个直接的方法论含义：当我们审计一个度量体系（比如引文计数）时，不应该问「它是否忠实于设计者的意图」，而应该问「它当前在为什么社会功能服务，以及这个功能是否被它的叙事所遮蔽」。引文计数最初是图书馆学家的检索工具（Garfield, 1955），它变成「学术影响力」的度量，是一次功能漂移。但「影响力」本身又是一个漂移中的概念——它从「被阅读」漂移到「被引用」，再漂移到「被计算」。

值得辩论的问题：如果制度的功能漂移是常态而非例外，那么我们评估制度「健康」的标准应该是什么？是忠实于原始意图（这几乎不可能），还是忠实于当前叙事（这几乎是循环论证），还是——更激进的——我们应该接受制度本身就是多义的、漂移的，而把评估的焦点从制度本身转移到它实际产生的行为生态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