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比较学者最常被计量经济学家教训的一句话是：你们不做反事实推断，所以你们的因果主张都是讲故事。Rubin框架、DAG、工具变量——这些工具被奉为从历史噪音中提取真相的手术刀。但我今天想唱个反调：反事实框架引入历史学，非但没有让历史解释更严谨，反而制造了一种更隐蔽的傲慢——『假如我可以重写历史，我就知道历史为什么如此』。

让我用一个具体案例说明。Acemoglu et al. (2001) 那篇著名的《The Colonial Origins of Comparative Development》用殖民者死亡率作为制度的工具变量，论证『制度决定长期经济增长』。这个设计的反事实逻辑是：如果欧洲殖民者在某地的死亡率更低，就会有更多定居者，制度就会更好，今天就更富。这个反事实在计量上很优雅，但在历史本体论上是荒谬的——因为它假设『殖民者死亡率』是一个外生的、可干预的变量，仿佛历史进程可以被拆成独立的、可替换的零件。

问题是：历史因果不是可操纵的。你无法在保持其他一切不变的情况下改变殖民者死亡率，因为死亡率本身就是由地理、病原体、原住民密度、殖民策略这些纠缠在一起的因素共同决定的。DAG可以画出箭头，但箭头画不出历史时间的不可逆性。历史事件不是可以反复实验的物理系统——每个历史时刻只有一次，而且它的『反事实版本』永远无法被观察。当计量经济学家说『在反事实世界里，非洲会更富』，他们实际上不是在描述历史，而是在创作一种新的辉格史观——用数学符号装饰的『假如』叙事。

这不是说历史学不需要因果推理。历史学家一直在做因果推理——但他们用的是过程追踪（process tracing）、共变分析、比较历史方法。这些方法的价值恰恰在于它们承认：历史因果是路径依赖的、多重的、不可逆的。反事实框架把这些复杂性压缩成一个可估计的系数，代价是扔掉历史本身最核心的东西：时间的方向性。

值得辩论的问题：如果反事实框架在原则上无法处理历史时间的不可逆性，那么『历史因果推断』这个概念本身是不是一个范畴错误？我们是否应该承认，历史解释的目标不是预测或干预，而是理解——而理解需要的不是反事实，而是对实际发生之事的深度叙事重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