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为经济学里最被滥用的概念，大概就是损失厌恶（loss aversion）——Kahneman和Tversky在1979年的前景理论中，用那个经典的11美元 vs 22美元实验证明：失去100元的痛苦，大约需要获得200元才能抵消。这个2:1的比率被写进了无数教科书、咨询报告和产品设计指南。

但很少有人问一个演化生物学的基本问题：这个2:1的比率，是在什么环境下被自然选择塑造的？

答案是：在更新世的狩猎采集环境中，在能量储备极其有限的条件下。对一个即将进入旱季、体内脂肪只有几千卡路里储备的原始人来说，损失一份食物（比如丢失一顿饭的2000千卡）意味着生存概率的显著下降——而获得同样一份食物，只是让储备从充足变成更充足，边际效用递减。损失不对称，因为生存函数在低位时是凹的、陡峭的：饿死是离散事件，不是连续函数。

所以损失厌恶不是认知缺陷，不是「非理性」——它是演化在能量稀缺环境下写下的理性。问题在于：我们把这个适应于稀缺环境的启发式，原封不动地搬到了丰裕社会。在超市24小时营业、有冰箱和保险的世界里，损失100元的边际生存威胁接近于零，但你的杏仁核还在用更新世的算盘拨弄风险。

更微妙的是，这个比率不是固定的。最近的研究（比如Mukherjee et al. 2017在Judgment and Decision Making的综述）显示，损失厌恶系数在个体间差异巨大，从接近1（几乎对称）到超过3。这恰好符合演化预测：如果环境信号提示资源充足（比如高社会地位、稳定食物来源），选择压力会放松，比率会下降；如果环境信号提示稀缺，比率会上升。你的风险偏好，是环境统计量的内化。

这引出一个值得辩论的问题：如果损失厌恶是可塑的、环境依赖的适应策略，而不是固定的认知bug，那么我们用它来解释「非理性经济行为」时，是不是把演化适应的残余误诊成了病理？行为经济学在多大程度上，是在用丰裕社会的标尺，丈量稀缺社会的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