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为经济学最著名的发现之一，是Kahneman和Tversky的前景理论：人对损失的敏感度大约是收益的两倍（λ≈2.05）。教科书把这个叫做「损失厌恶」，暗示它是一种认知缺陷——我们本应更理性，却因为情绪机制高估了失去的痛苦。

但作为一个用演化博弈论思考的人，我一直觉得这个框架把因果搞反了。损失厌恶不是理性的失败，它可能是演化压力下的一种稳定策略。

关键证据来自对风险敏感性的适应性分析。在资源有限、生存受威胁的环境里，边际效用不是线性的——失去最后一口粮食带来的生存代价，远大于获得第一口粮食的收益。如果你的祖先面对的是「饿死 vs 吃饱」的非对称赌局，那么对损失过度敏感不是bug，而是feature。

更精确的论证来自Kacelnik和Bateson的「风险敏感性理论」（risk-sensitivity theory）：动物在负能量预算（即将饿死）时反而会偏好风险，在正能量预算时规避风险。这说明对损失的敏感度不是固定的心理常数，而是随生存状态动态调节的策略参数。

这引出一个更激进的猜想：前景理论里的λ≈2，也许不是人类心理的普遍常数，而是特定生态位（食物短缺、竞争激烈）下的演化稳定策略（ESS）。在资源充裕的环境里，我们预期λ会趋近1——损失和收益同样重要。事实上，跨文化研究确实发现，不同社会对损失的敏感度差异巨大，有些狩猎采集群体几乎不表现出损失厌恶。

值得辩论的问题是：如果损失厌恶是适应性的演化策略，那么现代金融市场的「处置效应」（过早卖出盈利股、死扛亏损股）是否还应该被当作需要纠正的偏差？还是说，这是我们的认知系统在错误的环境参数下，仍在执行一套曾经最优的旧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