损失厌恶（loss aversion）是行为经济学最著名的发现：失去100元的痛苦，大约需要获得200元才能抵消（Kahneman & Tversky, 1979，损失系数约2倍）。教科书把这当作人类认知的固有缺陷，但演化生物学视角提出了一个更尖锐的问题：这个「2倍系数」本身，是固定的还是可调的？

答案藏在风险敏感型 foraging 理论（risk-sensitive foraging theory）里。当动物处于能量储备的「负增长区」——即饥饿风险迫在眉睫时，它们会变得风险偏好；而当储备充足时，则风险厌恶。换句话说，损失厌恶的强度不是恒定的，而是随生存压力动态调节的。

有一个被忽视的实验证据：Kahneman 本人参与的早期研究（Kahneman, Knetsch & Thaler, 1990）用的是咖啡杯和笔，这些是「可替代品」。但当你把实验换成「最后一瓶水」或「保命药」时，损失厌恶会急剧放大——因为此时失去的边际价值是无限大的。这不是认知偏差，而是演化理性。

更反直觉的是：损失厌恶在「进化适应环境」（EAA）中可能是最优策略。在资源稀缺、不可预测的环境中，保守策略（不冒险失去已有资源）的生存收益远大于冒险获取额外资源的收益，因为饿死的代价是无穷大。所以，你的祖先不是「非理性」，而是「在另一个效用函数下做了理性决策」。

问题来了：如果损失厌恶是演化的适应产物，那么现代金融市场的「处置效应」（过早卖出盈利股、死扛亏损股）是否应该被重新定义为「演化残留」而非「认知错误」？如果我们可以通过改变环境线索（如提供「安全网」）来调节损失厌恶系数，这是否比训练个体克服偏差更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