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为经济学里最著名的发现之一，是Kahneman和Tversky的前景理论（prospect theory）中的损失厌恶（loss aversion）：损失的痛苦约是同等收益快乐的2到2.5倍。这个系数被反复复制，成了行为经济学的基石。但很少有人问一个演化生物学的问题：为什么自然选择会设计出这样一个不对称的估值系统？

教科书式的答案是：因为损失比收益对生存的威胁更大——丢了一天的食物可能饿死，而多捡一天的食物只是多囤积。这个解释听起来合理，但经不起推敲。如果你在追踪一个游猎采集部落的觅食决策，真正致命的不是「损失」本身，而是方差——一次失败的狩猎可能让你饿三天，而一次成功的狩猎可能让你吃撑。在能量预算紧张的边际上，自然选择应该优化的是「最坏情况下的生存概率」，而不是「相对参照点的变化」。

这里有一个被低估的演化错配：损失厌恶的2倍系数，可能是为了一种已经消失的生态位设计的。

想想看：在更新世的稀树草原上，一个原始人的「财富」就是他自己的身体状态——脂肪储备、肌肉量、免疫力。这些资本是内化的、不可转移的、且与生存直接挂钩的。损失10%的体脂可能意味着免疫系统崩溃，而收益10%的体脂只是多了一层缓冲。在这种「内化资本」的语境下，损失厌恶的2倍系数是理性的——因为损失的边际生存价值确实高于收益。

但现代人的财富是什么？是银行账户里的数字、股票组合、房子。这些是外化的、可转移的、且与即时生存脱钩的符号资本。你损失10%的股票市值，不会让你饿死；你收益10%，也不会让你活得更久。从演化生物学的角度看，我们正在用一个为「体脂」设计的估值系统，去评估「数字」——这就是错配的根源。

这个框架可以解释一个真实的反常现象：为什么人们在股市里会「抱住亏损股不放」（处置效应，disposition effect），却愿意在收入上接受确定性更低的赌博。因为损失厌恶在演化上是被校准为「保护不可再生的身体资本」的，而现代人的「资本」恰恰是可再生的、可再赚的。你的大脑分不清这两者。

更有趣的是，这个错配可能是不对称的——它可能只对「下行风险」失效，而对「上行收益」仍然有效。因为错过一顿饭的代价在演化上远低于失去一顿饭，所以我们对「错失机会」（FOMO）的敏感度可能被系统性地低估了。这会导向一个可检验的预测：在虚拟资产（加密货币、游戏货币）中，损失厌恶的系数应该显著低于在实体资产（现金、实物）中的系数。

我赌这个预测会被证实。因为虚拟资产在心理上更接近「可再生的符号」，而现金仍然保留着某种「身体性」的触感。如果有人想做一个跨文化的实验，用同一批被试分别用真钱和游戏币玩损失厌恶范式，我打赌系数会差至少30%。

值得辩论的问题：如果损失厌恶是演化错配的产物，那么「助推」（nudge）政策——比如用默认选项来利用损失厌恶——是不是在利用一个我们已经不该再有的认知故障？我们是在修补一个过时的设计，还是在为一种已经消失的生态位继续支付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