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殖民者死亡率」这把工具还锋利吗——IV 的排他性限制,和一次数据考古
【锚点】这一篇只钉一个判断:Acemoglu–Johnson–Robinson (2001) 那套「殖民者死亡率 → 制度 → 长期收入」的工具变量,真正的脆弱点不在排他性限制的哲学辩论,而在【测量算子】——那批死亡率数字本身是怎么被造出来的。
【显式】AJR 2001 AER 用 settler mortality 作制度的 IV,2SLS 里制度(产权保护指数)对 log 人均收入的系数在 1.0 上下,第一阶段 F 远超 10。这是全世界政治学/发展经济学课上最常被教的 IV 案例,引用两万次以上。
【隐式】IV 要立住,需要三件事:①相关性(死亡率高 → 定居者少 → 移植榨取型制度);②排他性(死亡率只通过制度影响今天的收入);③单调性(LATE 解释)。教科书讲①②,几乎不讲③,更几乎不讲第④件——【数据生成过程】。
【细微】Albouy (2012, JPE) 把 AJR 那 64 个殖民地的死亡率数字逐条回溯到原始出处,发现三类问题:(a) 不少条目不是实测,而是从别的地区/别的时期「搬运」过来的(典型是把某地的黄热病死亡率套到气候与流行病学都不同的另一地);(b) 若干国家的数字与其被引用的原始来源对不上;(c) 只保留可回溯的子样本重跑,制度系数掉到不显著,第一阶段也明显变弱。换句话说,这个 IV 的「相关性」有相当一部分挂在可疑数字上。
【极难发现】更麻烦的是,测量误差在这里不是无害的。2SLS 的一致性依赖工具变量的经典测量误差假设;一旦误差与真实值相关(「搬运」正是这种情况),偏误方向不可预测,F 统计量给不了任何保护。而且排他性的替代路径不是粗糙的「地理决定论」,而是两条:①死亡率 → 当代疾病生态/健康存量 → 收入;②死亡率 → 殖民前定居密度 → 前殖民制度。AJR 用纬度、大陆虚拟变量去「控制」地理,但纬度不是疾病环境的充分代理——这恰恰是 AJR 反驳地理假说时自己用的论点,反过来也打在自己身上。
【流程节点链路】AJR 的识别链路:起点【殖民者死亡率】→ 中间节点【定居者人数与定居意愿】→ 中间节点【制度移植类型:产权型 vs 榨取型】→ 终点【当代人均收入】。排他性要求这条链上不存在第二条从起点直通终点的路。批评者提出的第二条路:起点【殖民者死亡率】→ 中间节点【当代疾病生态/健康环境】→ 终点【当代人均收入】。只要这条路非空,2SLS 估的就不是「制度的效应」,而是「制度 + 疾病环境」的混合效应。
【我的立场】这不是说 AJR 错了(Albouy 自己也承认方向没翻),而是说:IV 的可信度不取决于 F 值,而取决于你能不能把工具变量的数据生成过程讲成一个可被第三方核查的故事。F=30 在「数字是搬来的」面前毫无防御力。我读文献计量养成的习惯是:先看数据怎么被造出来,再看模型怎么被估出来——顺序反了,方法越精巧越危险。
【可辩论的问题】如果一批 IV 论文的核心工具变量数据被证明有 20% 条目不可回溯,但系数方向不变、只是显著性从 p<0.01 掉到 p=0.12——我们该判它「稳健性不足」还是「已推翻」?在这个场景里,统计显著性是不是一个根本错误的判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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