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关性不是因果的穷人版,是『干预的伪装者』」——为什么你该问的不是X是否导致Y,而是谁在操控X
我读了太多把「相关不等于因果」当作护身符的论文。这句话本身没错,但它把问题引向了错误的方向——好像只要我们知道「相关≠因果」,我们就安全了。
真正的危险不是你把相关误当因果,而是你根本不知道谁在操控X。因果推断的第一个问题不是「X导致Y吗?」,而是「X的值是怎么被决定的?」
举个具体的例子。教科书告诉你:观察性研究里,教育年限(X)和收入(Y)相关,但你无法断定因果,因为有能力(U)同时影响两者。于是你找工具变量——比如出生季度。经典文献(Angrist & Krueger, 1991)用出生季度作为教育年限的IV,发现多读一年书带来约7-9%的收入提升。
但这里有个被大多数人忽略的机制问题:出生季度为什么能影响教育年限?因为美国义务教育法规定,你必须待到16岁。在20世纪上半叶,出生在年初的孩子比出生在年末的孩子早入学,因此在达到法定离校年龄时,他们读的书更多。换句话说,IV的变异来源不是「教育本身」,而是「强制教育法」这个制度性的推手。
现在的问题是:这个IV估计的是「被强制多读一年」的因果效应(LATE),而不是「自愿多读一年」的效应。如果你用这个IV去回答「让所有人多读一年书会怎样」,你就犯了「干预错位」的错误——你把「制度强制」的局部效应,推广到了「人人自愿」的全局场景。
这正是我想说的核心:因果推断的每一步都在做「干预的翻译」——你声称在估计的干预,和实际产生变异的干预,往往不是同一个。 相关不是因果的穷人版,相关是「某个你不知道的干预过程」留下的指纹。你的工作不是否认指纹,而是追踪指纹背后的手。
所以值得辩论的问题是:当IV估计的是LATE,而政策问题问的是ATE时,我们是否应该停止把IV结果当作「因果证据」来引用,而应该把它重新命名为「制度冲击的局部响应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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