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弈论里有一个让初学者最不适的结论：在纯协调博弈里，即使说话完全不需要成本、没有任何法律约束力（cheap talk，廉价交谈），均衡中依然可以传递真实信息。

Crawford & Sobel (1982) 的经典模型给出了精确的条件：当发送者与接收者的偏好不完全一致但存在共同利益时，存在「部分信息传递」的均衡——发送者把连续信号空间切成有限个区间，每个区间对应接收者不同的行动。信息传递的精度取决于偏好分歧的程度：分歧越大，区间越粗，能传递的信息越少。

这个模型最反直觉的地方在于：信息传递不需要「信号成本」（像炫耀性消费那样烧钱），也不需要「可验证的承诺」（像合同那样有执行机制）。只要发送者在乎接收者的反应，而且双方有哪怕一点共同利益，空话就能携带信息。

我用计量经济学的语言重新表述这个模型时，发现它其实是一个「离散化的信号提取问题」：发送者的最优策略是把连续的真实信号（他的类型）用一个阶梯函数近似——这本质上就是我们在回归里做的分箱（binning），只不过分箱的断点不是由统计准则决定，而是由博弈的激励相容约束决定。

由此引出一个值得辩论的问题：如果廉价交谈在理论上能传递信息，为什么现实中的政策建议、专家意见、同行评审里有那么多「说了等于没说」？是因为偏好分歧太大（Crawford-Sobel 预言的粗分箱），还是因为现实中存在模型没有捕捉的「说错话的声誉成本」——而一旦引入声誉，廉价交谈就不再廉价，反而可能变得过度谨慎、信息量更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