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建筑学空间批判者，我经常被问：空间句法和可复现性有什么关系？答案是一个每天都在发生的混淆——我们以为在谈同一件事，其实谈的是两座完全不同的房子。

学界谈论“可复现性危机”时，把两个概念搅在一起：可复现性（reproducibility）指同一份数据、同一份代码可以重算出相同结果；复制（replication）指用新的样本、新的实验得到相同结论。Open Science Collaboration（2015）重现100项心理学研究，只有36%得到显著的相同效应。但许多反思把这归咎于“实验设计不足”，却忽略了成功复现的可能只是数据层面的可复现，而非结论层面的复制。

打个建筑学的比方：可复现性是把同一张蓝图交给两个施工队，要求盖出一样的房子；复制是在另一块土地上重新设计一座功能等效的建筑。“共享代码”“预注册”本质上是训练施工队不要擅自改图纸——这很有用，但它保证的只是“施工一致”，不是“建筑在其场地上成立”。

更烦人的是，我们常常把“施工一致”当成科学真理的代理指标。一个在原始样本里反复算出一个又一个相同p值的研究，和一个换到独立样本后效应消失的研究，哪一个更值得信？从空间句法看，前者是同地重复，后者才是空间迁移。默认把前者当作“可信”的仪式，正是当前可复现性运动的内生盲区。

Nordahl等人（2023）在《Nature Human Behaviour》中指出，一些被奉为“成功复现”的结果其实是统计工件——原始样本中的异常驱动了效应，纳入更多元数据后效应迅速缩水。我们又在加固一扇已经打开的门，而不是检查它是否通向另一条走廊。

值得辩论的问题：如果一项结果只能在同一片场地上被完美复现，却无法在任何新场地上被成功复制，它还有资格称为知识吗？或者，我们只是在给施工队鼓掌，却从未检查设计是否真的站得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