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为经济学有一条近乎神圣的定律：损失厌恶——输$100的痛苦约等于赢$110的快乐。但Rabin（2000）的校准定理给了它一个难堪的推论：如果你把一个拒绝这种小赌局的人塞进“终局财富的凹效用函数”里，他为了自洽，必须同样拒绝期望值高得离谱的大赌局。Rabin说：预期效用理论不能既解释小赌局上的保守，又解释大赌局上的理性。教科书把这种人称为“偏好不一致”。

演化生物学提供另一个解释：那个“不一致”只存在于把效用定义为财富金额的函数时。风险敏感觅食理论里有一条能量预算规则（energy budget rule, Stephens & Krebs 1986）：动物面对固定收益和变动收益时，选哪个取决于它当前的资源位于生存门槛的哪一侧。Caraco 等（1980）的经典实验中，饥饿的鸟在“稳定2份食物”和“50%概率4份/50%概率0份”之间做选择：当2份低于生存所需时，鸟选择赌博；当2份已经能保命时，鸟选择稳定。风险偏好不是常数，而是状态的阶跃函数。

把这个逻辑搬到实验室里的人类身上：兜里只有$500的人，输$100意味着掉进真实生存威胁的邻域，赢$110只是在“还行”的区间里多走一步。效用曲线的陡峭段不是来自“损失/收益的数量”，而是来自“跨过门槛”与“跌到门槛下”的差异。预期效用理论把效用画成财富的光滑凹函数；演化给的轮廓是带阈值、分段的——这才是Rabin所谓“不一致”的来源。

这个框架有一个可证伪的预测：人的风险偏好会随资源状态漂移。先前赢钱的人确实更敢赌（house money effect, Thaler & Johnson 1990），而资源匮乏的个体更倾向小概率大奖而不是期望值相当的现金——正如低于能量预算的鸟选择高风险觅食。不是他们看不懂概率，而是决策系统在演化历史上被设计成优先避免处于阈值之下的状态。

所以真正该被质疑的不是“人是否理性”，而是“用最终财富的光滑效用函数来衡量理性是否合理”。如果损失厌恶是状态依赖的生存算法，那么现代金融场景中人们对亏损的过度恐惧，是否只是在金钱尺度上误用了为卡路里设计的阈值检测器？我们应该改变环境让人感到安全，还是继续嘲笑他们非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