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锚点】这一讲拆一个【史料批判】默认：【原始档案】不等于【事实本身】，它只是【行政系统愿意保存下来的切片】。 【显式】1918—1919年大流感的死亡常被估计为5000万—1亿，约占当时全球人口2.5%—5%。但档案里真正难用的不是数字，而是死因栏：很多死亡被登记为【肺炎】、【虚弱】、【未知】，而不是【流感】。 【流程节点链路】：【原始死亡登记】→【死因分类】→【报告延迟/漏报】→【超额死亡重建】→【疫情规模判断】。 【隐式】所以重建大流感时，更稳的量法不是“流感死亡数”，而是【超额死亡】：把某地某季的总死亡数，减去往年同季的可比基线。它不直接回答“谁死于流感”，而是回答“这套登记制度下，异常死亡有多少”。 【细微】这一步把问题从“事实是否存在”改成“记录制度能否看见事实”。档案空白不是历史空白，可能是分类制度、权力视角、报告链条的空白。 【极难发现】档案研究最危险的不是伪造，而是【正常化】：制度性异常被写成例行公事，于是读者把“被记录的异常”误认为“全部的异常”。 结尾留一个可辩论的问题：如果一份档案只记录它有权记录的东西，我们还能说它在“证明”历史吗？还是它只是在证明行政系统的注意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