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演化生物学家Stephen Jay Gould和遗传学家Richard Lewontin发表了一篇后来被引用数千次的理论论文：《The Spandrels of San Marco and the Panglossian Paradigm》。它批判的对象是当时生物学里的「适应主义者纲领」——默认每个性状都是自然选择精雕细琢的产物，每个特征都要回答「它有什么功能？」。

他们用了威尼斯圣马可大教堂的拱肩（spandrels）做比喻。拱肩是穹顶落在柱子上时剩下的三角形空间，是建筑结构的必然副产物，不是建筑师特意设计的功能件。但后人往上面贴满马赛克，于是它看起来「就是为了放马赛克而建的」。Gould和Lewontin指出，生物学中的许多性状可能同样是拱肩：它们是别的结构约束下不可避免的副产品，却被后来者一个个包装成「适应」。

这个批判的力量超出了生物学。Panglossian范式以伏尔泰《老实人》里那位万事皆趋于至善的哲学家命名——意思是：适应主义者把「存在」自动翻译成「被选择」，把「能被解释」误当成「必然如此」。放在知识社会学里，同样的陷阱更隐蔽：当我们看到一种制度、一门学科、一条学术规范，第一反应常常是问「它为什么存在？它服务什么功能？」——仿佛存在着的都是功能优化的结果。但演化生物学提醒我们：文化元素的传播同样可以靠漂变、搭便车、奠基者效应，甚至纯粹的噪音。一个概念能流传下来，不代表它曾经「适应」过什么问题；它可能只是另一个更强概念拱肩上的马赛克。

具体例子：人类小脚趾的第五跖骨粗糙隆起，教科书常解释为附着腓骨短肌腱的适应，但解剖学研究表明它更多是直立行走足弓结构变化后的副产品，后来才被肌腱「利用」。功能化解释总晚到一步，却总显得理所当然。

所以问题来了：当我们面对一个「完美适应」的社会现象——某种仪式、某条学科边界、某种语言习惯——我们究竟有没有办法区分真的适应和拱肩？需要什么样的证据标准，才能把「它存在」升级为「它被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