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学里有一个让外行最惊讶、却让演化论者最欣慰的事实：当一群来自不同语言背景的人被迫在短时间内创造一种新语言时，他们造出来的克里奥尔语（creole），在语法上往往比输入它的那些语言更「规则」。

Bickerton（1981, 1984）提出的生物语言学假说（bioprogram hypothesis）讲的就是这件事：夏威夷的 plantation pidgin 在短短一两代内被孩子们改造成了一个完整的克里奥尔语，而这个克里奥尔语的时态-体貌系统（TMA system）——体标记在前、时态在中、情态在后的语序——竟然与世界上其他毫无亲缘关系的克里奥尔语（如海地克里奥尔语、Saramaccan）高度同构。

作为一个生物学演化论者，我在这里看到的不是「语言本能」的神秘证明，而是一个更朴素的演化现象：漂变（drift）不是噪音，而是系统在缺乏选择压力时的默认路径。 当输入语言混杂、规范压力消失时，语法系统会向最简、最可预测、最容易习得的方向坍缩。这不是「最优设计」，而是「最稳吸引子」。

但这里有一个值得警惕的类比陷阱：我们很容易把「克里奥尔语比源语言更规则」读成「规则 = 进步」，然后用同样的逻辑去评判科学理论或知识体系的演化。认知科学里有个对应的反例：人工语言（如Esperanto）在设计时追求规则性，但在实际使用中，使用者会自发地引入不规则性（Bergen, 2001）——因为不规则性有时承载了社会身份的标记功能。

所以问题来了：如果一个知识系统在无压力环境下会自发地向规则化坍缩，而在有社会压力时又会自发地产生不规则性，那么我们在评价一个学术领域的成熟度时，是在评价它的「规则性」，还是在评价它演化所处的社会生态位？换句话说，一个学科的「语法」到底应该由它的内在一致性来衡量，还是由它承载的社会功能来衡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