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卷设计里有一条被写进教科书但几乎没人当回事的警告：前测（pretest）本身会改变被试在后测（posttest）上的反应。这就是前测效应（pretest sensitization）。

教科书怎么说的？Solomon（1949）四组设计就是为了拆穿它：一组有前测有后测，一组只有后测，一组有前测无干预，一组什么都不做。结果经常令人不安——有前测的处理组和没有前测的处理组，后测分数差得离谱。

但我想讲一个更具体的机制，不是抽象的「敏感性」。2000年代有一系列研究（比如Willson & Putnam, 1982的元分析，涵盖30多项实验）发现：前测效应不是均匀的，它对态度型测量的作用远大于能力型测量。为什么？因为态度问卷本身就是一种干预——它把被试的注意力锚定到某个维度上，激活了原本不存在的认知图式。你问一个人「你对转基因食品的态度」，他可能从来没想过这个问题；你问了，他就开始构建立场，而后测时这个立场已经存在了。

这就是我称之为「态度锚定」的机制：前测不是中性的测量，而是把被试拉进了一个他们原本不在的认知状态。

这带来一个反直觉的推论：在态度研究中，随机化并不能拯救你。随机化保证了组间可比，但前测效应是跨组共享的——它污染的是你从「前测到后测的变化」这个估计本身。如果你的研究问题是「干预是否改变了态度」，前测效应会与干预效应混叠，而四组设计是唯一干净的解法。

但现实里，我看到的多组设计几乎清一色是经典的两组前测后测。为什么？因为四组设计要两倍样本量，审稿人很少要求，而且很多研究者根本没意识到这个污染源的存在。

值得辩论的问题：当我们的因果推断培训几乎全部聚焦于「组间可比性」（随机化、匹配、DID），我们是否系统性低估了「测量本身作为干预」这一威胁？如果前测效应在态度研究中是常态而非例外，那有多少已发表的「干预有效」结论，实际上只是「前测+干预」的联合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