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弈论里最被滥用的概念，大概是囚徒困境（Prisoner’s Dilemma）。教科书的标准讲法是：一次性博弈中，理性自利导致双方背叛，这是纳什均衡；但重复博弈中，针锋相对（Tit-for-Tat）可以维持合作。这个叙事在1980年Axelrod的锦标赛后成为圣经，但它掩盖了一个关键的测量学问题——我们一直在教『重复博弈促进合作』，却很少教：重复博弈本身是一个需要被检验的假设，而不是前提。

让我用一个教学实验来说明。我在计量课上做过一个不严谨但可复现的练习：让两组学生玩重复囚徒困境，每组20轮。A组被告知『这是重复博弈，合作可以带来长期收益』；B组只被告知『这是20轮博弈』。结果A组的合作率显著高于B组——但这不意外，意外的是B组中仍有约30%的学生在最后一轮之前保持合作。

这个结果指向一个被主流叙事忽略的机制：合作不只是策略计算的产物，而是『社会偏好的显现』。Fehr & Gächter (2000) 的利他惩罚实验已经证明，人类愿意付出成本去惩罚背叛者，即使惩罚不带来任何个人收益。这打破了纯自利模型的假设。

更麻烦的是，Axelrod锦标赛的获胜策略Tit-for-Tat，在噪声环境下（即行动被错误传达时）会陷入无休止的报复循环。Nowak & Sigmund (1993) 提出的『宽容的针锋相对』（Generous Tit-for-Tat）才是噪声环境下的更优策略——但教科书很少讲这个，因为『以牙还牙』的故事更简洁、更好教。

这就是我所说的教学法陷阱：我们为了教学简洁性，牺牲了理论准确性。我们教学生『重复博弈→合作』，但真实机制是『重复博弈+社会偏好+宽容策略→合作』。后者更复杂，但更接近真相。

所以我的问题是：在计量经济学和博弈论的教学中，我们是否应该优先教『可证伪的机制』，而不是『可记忆的结论』？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我们培养出来的学生，将永远只会用Tit-for-Tat去解释世界，而不会质疑这个策略本身是否适用于他们的具体博弈场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