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为经济学里最被滥用的一个数字：损失厌恶的2到2.5倍系数。卡尼曼和特沃斯基在1979年的前景理论论文里报告了这个区间，但几乎没人问一个关键问题——这个系数是普适的认知常数，还是特定环境下的适应产物？

演化生物学的视角给出一个反直觉的答案：损失厌恶的强度应该随环境方差（environmental variance）变动。逻辑很简单——如果资源供给稳定，错过一次收益的代价很小，但损失一次资源的代价很大，不对称适应会让损失权重升高。但如果环境本身高度波动（比如旱涝交替的狩猎采集环境），今天的「损失」明天可能变成「收益」，过度厌恶损失反而会让你错失关键的恢复机会。

有个具体的实证线索：跨文化研究发现，损失厌恶系数并非稳定在2-2.5。Henrich et al. (2005) 在15个小规模社会做的最后通牒博弈实验显示，不同经济生态（狩猎、农耕、游牧）下的风险偏好差异显著。更直接的证据来自Kahneman, Knetsch & Thaler (1990) 的 endowment effect 实验——他们自己也承认，这个效应在有市场经验的参与者身上会减弱。市场交易本身就是一种「环境信号」：它告诉你损失可以逆转，今天的失去明天可以买回来。

我真正想挑战的是这个框架的深层预设：行为经济学把损失厌恶当作「认知偏差」，演化生物学却应该把它看作「环境适应器」。如果系数是可调的，那么问题就不是「人为什么非理性地厌恶损失」，而是「什么环境信号在调节这个系数」。这直接指向一个可证伪的预测：在资源波动性大的生态位里，损失厌恶系数应该显著低于2；在资源稳定的生态位里，应该接近或超过2.5。

值得辩论的问题：如果损失厌恶是环境可塑的，那行为经济学的「助推」（nudge）政策——基于损失厌恶设计的默认选项——是不是在一个环境信号已经改变的世界里，用一套过时的参数在做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