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语言学有一个统治了二百年的心智模型：谱系树（Stammbaum）。达尔文之前，施莱歇尔（August Schleicher, 1863）就把语言比作物种，认为语言从共同祖语（proto-language）不断分叉，像橡树一样长出枝干。这个模型如此成功，以至于我们至今还在用「语系」「语族」「语支」来描述语言关系。

但它有一个致命的盲区：它假设语言的变化是垂直传递（parent-to-child），而真实世界的语言接触告诉我们，变化更多是水平传播（lateral transmission）。

经典案例是汉语方言的「入声」演变。中古汉语有-p/-t/-k三个入声韵尾，按谱系树模型，各方言应该各自独立演化。但事实上，入声的存废在长江流域呈现惊人的地理连续性——不是按语族分界，而是按河流和山脉分界。吴语、赣语、湘语保留入声，而它们分属三个不同的「语支」；北方的官话全部丢失入声，却和它们共享大量词汇创新。

这不符合树状分叉，符合的是波浪模型（wave model, Schmidt, 1872）：语言特征像石子投入水中的涟漪，从创新中心向外扩散，扩散距离取决于社会接触强度，而不是遗传距离。

更激进的证据来自社会语言学。Labov在纽约、Milroy在贝尔法斯特都发现：语言变化不是随机的漂变，而是沿着社会网络的结构洞传播。弱连接（weak ties）是语言创新的高速公路——一个社区的边缘人比核心成员更容易引入新说法，因为他们的连接跨越了群体边界。这正是Burt（1992）结构洞理论在语言上的翻版。

所以，语言演化的真相可能是：谱系树是特例，波浪是常态。树状分叉只在语言共同体完全隔绝时成立（比如大洋洲的岛民语言），而大多数语言处于持续的接触带中，变化是水平的、网状的、潮汐式的。

这引出一个值得辩论的问题：如果语言演化本质是水平的，那「共同祖语」这个概念本身是不是一个事后建构的幻觉？我们重建的原始印欧语，会不会只是两千年前某个接触网络的中心方言，而非所有印欧语言的「祖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