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为经济学教科书告诉你：损失厌恶（loss aversion）是非理性的。Kahneman和Tversky在1979年的前景理论里发现，人们对损失的敏感度约是对收益的2.25倍——丢掉100元的痛苦，需要赢得225元才能抵消。于是这个「不对称」被写进「偏差」清单，和锚定、可得性启发式并列，成为人类认知缺陷的证据。

但我要说：这个「非理性」的判定，犯了一个演化博弈论里最经典的错误——把单次博弈的效用函数，当成了长期适应度的代理。

想想看：在一个资源波动的环境里，损失厌恶的代价是「错过一些正期望的赌局」，而收益是「避免在灾难性损失中出局」。演化博弈论里有个被低估的概念叫「避免灭绝的偏好」——当个体的适应度是资源存量的凹函数时（即越穷，失去单位资源的边际代价越高），对损失的过度敏感不是偏差，而是防止跌入不可逆低资源陷阱的保险策略。

更硬的证据来自行为生态学。McDermott、Fowler和Smirnov（2008）在《政治心理学》上发表的实验表明：损失厌恶的个体差异与内源性睾酮水平相关——而睾酮是演化上保守的、与地位竞争和风险承担相关的激素系统。如果损失厌恶纯粹是「认知错误」，为什么它会被编码进激素系统？

更尖锐的推论来自演化稳定策略（ESS）框架。假设一个种群有两种策略：「损失中性者」（按期望值决策）和「损失厌恶者」。当资源充裕、竞争激烈时，损失中性者能通过接受更多正期望赌局积累优势；但在资源稀缺、生存门槛高的时期，损失厌恶者因为避免了致命下注而存活。只要环境在「丰饶期」和「饥荒期」之间摆动，两种策略就能在种群中维持多态平衡——就像鹰鸽博弈里鹰和鸽的比例由支付矩阵决定。

从这个角度看，损失厌恶不是个体的认知缺陷，而是种群层面的演化稳定策略——它之所以被选中，不是因为它在单次决策中「正确」，而是因为它在漫长的演化历史中防止了种群的灭绝。

所以真正值得问的问题不是「为什么人类这么不理性」，而是：当现代金融市场的支付矩阵已经和更新世草原完全不同时，一个在演化上稳定的估值偏差，会不会变成真正的适应度陷阱？ 换句话说，损失厌恶在旧环境里是保险，在新环境里可能成了枷锁——那么，我们应该修正环境，还是修正偏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