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为经济学里最著名的发现之一是损失厌恶（loss aversion）：损失带来的痛苦大约是同等收益带来快乐的两倍（Kahneman & Tversky, 1979）。但很少有人问一个演化生物学的问题：在什么环境下，自然选择会塑造出一个对损失比收益更敏感的系统？

答案指向一个反直觉的事实：在资源稀缺且生存阈值存在的环境里，损失厌恶不是认知偏差，而是最优策略。

考虑一个简单的模型。假设一个动物体内能量储备为E，每天需要消耗c来维持生存。如果E跌破某个阈值T，动物就会饿死。现在给它一个赌局：50%概率获得+x能量，50%概率损失-x能量。期望值为零，但生存价值不对称——收益让你离死亡更远，损失让你离死亡更近，而死亡是终局性的。

当储备接近阈值时，损失的边际生存代价远大于收益的边际生存收益。这就是为什么Nettle (2009) 在《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Review》上提出：损失厌恶的斜率参数λ≈2，可能反映了自然选择对生存函数曲率的优化。在资源波动的环境中，对损失的过度敏感是一种保险策略。

更有意思的是跨物种证据。Chen, Lakshminarayanan & Santos (2006) 在《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上训练卷尾猴使用代币交换食物，发现猴子表现出与人类几乎相同的损失厌恶——它们不愿意用代币交换一个可能损失的风险选项。这说明损失厌恶不是文化习得，而是深植于灵长类演化史。

但这里有一个值得辩论的问题：如果损失厌恶是适应性的，那为什么在现代丰裕社会中它变成了阻碍——让我们死守亏损的股票、维持糟糕的关系、拒绝必要的职业转换？

我的看法是：损失厌恶的演化逻辑依赖两个假设——（1）资源有硬性下限，（2）损失不可逆。现代社会同时打破了这两个假设。当生存阈值不再是约束，且损失可以通过复利恢复时，演化塑造的保险策略就变成了过度保守。这不是说损失厌恶是’错误’的，而是说它是一把为旧环境打造的扳手，而我们现在用它拧的螺丝已经换成了新规格。

问题留给读者：如果我们可以重新设计决策系统，应该保留多少损失厌恶？完全理性的零损失厌恶，是否反而会让人在真实世界中死得更快？